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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书评书摘

    集诸家之大成

    ——《水经注疏》台北定稿本出版
    发表时间:2015-02-15 浏览:(1956)

      王华宝


      《水经注疏》四十卷,宜都杨守敬纂疏、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,以明朱谋《水经注笺》(万历四十三年,一六一五)为正文,博考群籍,吸取历代《水经注》研究成果,融入个人创见,详加疏证,是一部考证精详、疏之有据、集大成式的历史地理学名著。


      关于《水经注疏》的学术文化价值,前人有很高的评价。如汪辟疆《明清两代整理〈水经注〉之总成绩》评价它“抉择精审,包孕宏富。前修是者,片长必录,非者必严加绳正,至于期当;其引而未申者,稽考不厌其详。故精语络绎,神智焕发,真集向来治郦《注》之大成也”。方志学家朱士嘉说:“杨惺吾先生崛起楚北,竭数十年精力于此,遂集诸家之大成,盖近百年来治历史地理者无能出其右焉。”


      《水经注疏》的版本情况


      《水经注疏》的流传与版本情况复杂,目前可知至少有三种全稿抄本:一为“北京本”。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,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《水经注疏》(简称“北京本”)。二为“台北本”。一九七一年,台湾中华书局影印“中央图书馆”所藏《水经注疏》另一稿本《杨熊合撰水经注疏》四十卷(简称“台北本”)。三为“京都本”。二〇一〇年十二月,辽宁辽海出版社出版了京都大学的藏本,八开,全二册。陈桥驿教授作序、题写书名。此即日本学者森鹿三向熊会贞求稿时所录出的一种副本。


      需要要说明的是,经过历年来学术界的讨论,目前学者基本认为“台北本”为《水经注疏》的“最后定稿本”。 著名郦学专家陈桥驿先生在《汪辟疆与〈水经注〉》一文中也认同台北本《水经注疏》为熊氏谢世前定稿的说法,称“今台北本的底本,也就是汪氏在《熊会贞遗事》文中所说熊氏最后‘手奉郦疏全稿置案上’的这部‘郦疏全稿’,乃是熊氏二十二心血的最后稿本。这部稿本,并不像刘禺生所说,杨氏子孙在熊氏生前就‘阴售疏稿’,而是在熊氏死后,才由杨勉之卖给前中央研究院的”。


      台北本的独特价值


      首先,台北本的价值从台北本与北京本之间的异文情况就可以看出。杨熊在写作过程中,不断进行修订,北京本和台北本就是根据杨熊不同的修订稿本钞出的,因此多有不同。总体来说,两者之间的异文,多以台北本为优。台北本因一直在熊会贞身边,又经不断修订,增补了许多内容,减少了一些讹误,故总体较优。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七四出版的吴天任《杨惺吾先生年谱》附录之一《<水经注疏>清写本与最后修订本校记》,实为北京本与台北本的详细对勘成果,约有二十万字,校正了许多错误。陈桥驿《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<杨熊合撰水经注疏>》一文有卷四十《渐江水》的比勘结果,“北京本在郦注注文上计误六字,漏三十六字;在杨熊疏文上计误十六字,漏一百九十九字,另外还有两处词汇颠倒”,于此可见一斑。


      第二,台北本有较多的修改,更好地反映了熊会贞的郦学思想,体现了地理学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。杨守敬去世后,熊氏又修改了二十二年。陈桥驿《熊会贞与<水经注疏>》评论说“在郦学研究中,他继承杨氏地理学的衣钵,把主要精力放在充实疏文的地理学内容方面。同时,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,正视了旧郦学研究中的落后一面,而力图刷新新郦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,删节内容上有明显错误的疏文,加入了不少经过他反复推敲的新资料”,“从郦学研究的成果来说,熊会贞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”。 


      第三,“台北本”仍存在问题,但未有“继事君子”。具有遗言性质的《熊会贞亲笔<水经注疏>修改意见》,称“此全稿覆视,知有大错。旋病,未及修改。请继事君子依本卷末附数纸第四页所说体例改”。今杨熊稿未经他人整理,故台北本仍有整理之价值。以台北本为底本,以北京本为参校本,出版一种新的整理本,应当是有必要的,也更能反映熊会贞最后的修订状况。


      尽管《水经注疏》已有多种影印本和整理本面世,而目前认为是最后定稿本的台北本在大陆却未出版,为便于读者充分利用其学术成果,凤凰出版社在已出版以北京本《水经注疏》为底本的段熙仲点校、陈桥驿复校的整理本后,再一次影印出版台北本《水经注疏》,全书分为三册,与原整理本分册卷次相同,以便学者对读。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促进相关学术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。


      (《水经注疏(台北定稿本)》(全3册),凤凰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,定价:2980.00元)


      (原载于《古籍新书报》2015年1月28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