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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乾嘉时代一“小家”——《管世铭集》编辑后记

    发表时间:2017-10-11 浏览:(433)

      乾嘉时代一“小家”——《管世铭集》编辑后记


      张永堃


      常州管氏家族系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世家望族。其先祖本居安徽濠州,南宋初年南渡临安,后迁居武进华渡,世代家焉。管氏诗书传家,代出英才,如管绍宁为崇祯初年探花,南明弘光朝仪多出其手;管棆列名于康熙年间诗坛的著名集群“江左十五子”,诗宗陆游、杜甫,颇得山水之助。


      管世铭生于乾隆三年(1738),少通经史,然数踬秋闱,年三十七始中举人,又四年中进士,授户部主事,为大学士阿桂倚重,后官至监察御史,嘉庆三年( 1798)卒,一生可谓“遭时太平,致身通显”。其所处之世,前有惠栋标汉学大帜于吴,后有戴震集大成于皖,考经研史的实证学风盛极一时。管世铭在治学上不免受到影响。他说:“自宋南渡以后,有所谓性命之学,事功之学,然遁于虚者易,责以实者难。”其治学不欲为空疏无益之言,“说经则淹博而中理,序事述情则疏通而有物”,“足资后人之考镜”。《管世铭集》收录《韫山堂文集》八卷,包括说、序、记、策、札记各体,涉及经学、史学、制度等方面,可备参考。毋庸讳言,管世铭并非当时最顶尖的学者,但是作为文人群体中较有成就的一名精英,其在时代的学术思潮之中,对于学术是如何思考的,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,读其文集,我们可以有更全面的认识,从而加深对其所处时代的体认与理解。


      管世铭在诗歌上颇有造诣,其所编《读雪山房唐诗选》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唐诗选本,其中的“凡例”部分,着重分析唐诗各体的源流正变,颇有创见。《管世铭集》没有收录这一编著的作品,而是收录了他的诗作合集《韫山堂诗集》,含诗千余首。其诗取法多家,不拘一格,格律细,内容实。其中颇有涉及历史史实的内容,有裨于修史者,如组诗《平定小金川铙歌十八曲》,描述了小金川战役的全过程,是对《平定两金川方略》等文献的补充;也有不少清新可玩之作,如《晡食诗和韵》十首,写表妹钱孟甸为客亲做小吃,皆以食物为题,富有生活气息。


      就治学与作诗而言,管世铭可谓一代之中较为杰出的人物,理其文集,传诸后世,应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分内之事。而实际上,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以外,管世铭还在另一领域,即八股文的创作方面,取得了更大的成就,声誉卓著于世。与一般的士人仅将八股文视为仕途的敲门砖不同,管世铭将时文创作视为一生的志业,他“工制艺文,通籍后,犹时时为之”。由于题材与文体的限制,我们今天对八股文的评价固然不高,但作为一种选拔工具,其创作自有高下优劣之分。管世铭曾在京师开馆授业,也曾在地方主讲书院,从游的学子常常不下数百人,因得其学而中科举者相继不绝,“其《韫山堂稿》百年以来几于家弦户诵,士束发受书无不知有管韫山者”。《管世铭集》录其《管稿初集》《二集》《三集》,以期全面展现管世铭的时文成就。


      实际上,八股文并不一定都是空洞无物的文字。对于八股的弊端,清人自己就有一定的认识,有言“善八股而不读书,科举所以误人”;八股文的写作,也受到实证与考据的时代精神之影响。早在康熙时,雷以山辑《乡党文菹》,初开八股考据之风,到了乾隆年间,这一风气蔚为大观;管世铭的时文创作正是一脉相承。他指出,“专工帖括者,轨步绳趋,既尽得其曲折,而未尝沉浸古籍以恢张而变化之,率皆老生常谈,卑无高论,令人厌而思去”,时文“虽小道,然果精其术,亦自足以刻画天地之情状,囊括古今之变态”。故在写作时,力求言之有物,不落窠臼。通过这样的努力,管世铭的八股文创作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,诚如张维屏所论:“时文至管韫山,盖合义理、法度、书卷、声情融而为一矣。”


     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,清代以来,楚之骚、汉之赋、六朝之骈文、唐之诗、宋之词、元之曲均已远逝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清代不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。朴实说理、言无枝叶、一归于雅正,往往是清儒著述所追求的目标。管世铭并非乾嘉时代的大家学者,他沉浸于诗歌、时文这两个“非主流”的文学领域,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——这值得被历史记住。